花花的世界，无奇不有，考古盗墓运动淫乱到底都是弄啥子。位于河北省曲阳县的田庄大墓，墓葬形制极为罕见和独殊。

出土大量精美的汉白玉雕刻、砖雕构件、鎏金饰品和定窑瓷器，首次在河北地区发现具有唐代风格的大型仪卫壁画。墓葬南北长66米，共发现盗洞二十余个。

海果汇专家认为，盗墓，作为中国历史上延续久远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发生的原因值得关注。

1、物利，就是对随葬品直接劫夺以求生求富的行为；

2、冤仇，即出于仇恨对墓主或者其家族施行政治惩罚，有时采取极端的复仇形式，战争中类似情形又有心理征服的意义；

3、象征，出于神秘主义意识对墓主气、势及风水环境的破坏。

盗墓行为最基本的动因，无疑是物利追求，中国古代盗墓现象，与宗法意识以及孝的理念导致的厚葬风习有密切关系。

古墓的盗洞，有时可以透露出前代文明之光，盗墓者的行为更多地造成了古代文化遗存的破坏，有实力派军阀组织的大规模的盗掘。

在项羽率领反秦联军破坏秦始皇陵园之后，有董卓、曹操、温韬、刘豫，以及东陵大盗孙殿英等组织的公开盗掘。

农民暴动发生，也致使帝王陵墓遭受破坏，赤眉军发掘西汉帝陵，李自成焚毁凤阳明祖陵，都是典型例证。

民间普遍的盗掘，虽然往往是个体或小规模团伙行为，然而历时长久，参与者众，对历史遗存的破坏也许更为严重。

盗墓和反盗墓的千年角逐，成为中国丧葬史多彩的风景。恶行户世代劫墓，职业盗墓者的行为和技术，往往世代前后相承。

现在考古工作者勘探地下土层与埋藏物时常用洛阳铲，本是旧时洛阳盗墓者所创制使用神器。

盗墓者利用这种制作简单，携带方便，可以探知极深的地层的神器，能够经济便捷地发现墓葬所在，甚至能大略了解随葬器物的埋藏情况。

洛阳铲铲头刃部呈月牙形，剖面作半筒状，打下后提起，可以带上泥土，执铲者可以据以判断地下土质及其他现象。

职业盗墓者的有些经验在现代考古发掘中得到利用的情形，又如长沙被称为土夫子的盗墓者，许多后来在科学考古工作中参与清理发掘古墓，作出了值得肯定的贡献。

观察样土判断古墓的深浅和年代，是土夫子的特长。这一技术在考古实践中的应用，为发掘工作带来了方便。

由于随葬铜器氧化，使周围的土质发生变化，土夫子们将这种现象称为铜路。依据铜路准确地判定铜器所在位置，以便完整地进行清理。

铜器氧化程度不同，质地有明显的差异，土夫子们对这一情形的熟悉，也有效地避免了铜器的损伤，保全了许多珍贵文物。　　

盗墓与考古是怎样的关系？盗墓与考古有什么区别？

考古是科学工作，是学术探索，而盗墓是出于私利破坏古代遗存的犯罪行为，盗墓有时也会促成重要的文化发现。

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字十余万言，藏于祕府。汲冢遗书的出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

汲冢发现，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

考古学者、文物学者、历史学者瞩目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岳麓书院藏秦简、北京大学藏秦简与西汉简等，都是因盗掘出土，曾经流散于文物市场的重要文物。　　

吕氏家族墓地中有3座墓葬。主室上部纵向叠置1～2个空墓穴。有的学者推定为吕大临墓的M2，由竖井及上、中、下三层纵向墓室组成。

上层墓室和中层墓室都是空穴。这种虚空的墓穴，是出于迷惑盗墓者的防盗掘目的的特殊设计。

许多对盗墓行为深怀厌恶的家族，在墓葬设计方案中体现了对盗墓的高度警惕。精心设计巧妙的墓室结构，以虚墓或者疑冢防止盗掘的方式由来已久。

广州南越王墓是少见的未经盗掘的西汉诸侯王等级的陵墓。南越王赵佗安葬时，輀车四出，棺塴无定处。

三国时地方军阀吴岱试图盗掘赵佗的陵墓，费损无获。石勒的母亲王氏去世，也曾经秘密安葬，又以虚葬方式伪饰，潜窆山谷，莫详其所。

曹操七十二疑冢，更是流布非常广泛的传说，陕西蓝田具有虚墓结构的吕氏家族墓地被盗掘，犯罪人竟然是本来应当承担保护自己先祖墓葬的吕氏后代。

2006年1月，西安市公安局成功侦破一起文物盗窃走私案，收缴包括西周青铜器在内的129件文物。

盗墓罪犯交待了被盗宋墓所处位置，正是文物部门了解的吕大临家族墓园。尽管蓝田县文物局派人日夜看护这处墓地，在8个月中仍连续发生3起盗掘案。

为确保文物安全，陕西省文物局制定的抢救性发掘计划得到国家文物局批准。参与破坏这处墓地的盗掘者，有一个叫吕富平的人，其实正是吕氏家族的后代。

吕富平盗掘家族先祖墓葬，为追逐物利全无顾忌，宗法规范和宗族观念在民众革命中被彻底扫荡，是盗墓现象难以制止的原因。

盗墓对考古工作的干扰与破坏，不仅表现在使墓葬中大量文物遭到洗劫，还在于无知的盗墓者往往只根据市场价值尺度进行选择。

盗墓者将大量虽然未必为文物商人看重，却具有极重要的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文物归于毁弃。　　

墓葬对于考古工作的意义，不只是在于墓中的随葬品，墓葬形制、葬式等看来并不直接具有市场价值的遗迹现象，还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

野蛮的盗掘，往往使这些现象遭到不可挽救的破坏。一些古代墓葬未遭盗掘，原有文化内涵基本保留，终于为考古学者揭示，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古代历史文化的认识。

马王堆汉墓、满城汉墓等等，都是如此而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光荣。海昏侯墓虽然发掘工作尚未完成，已经出土的珍贵文物品级之高已经令人们震惊。

当地群众发现盗墓者对海昏侯墓施行盗掘并报告，考古研究所的专员赶到现场，由盗洞进入棺椁被局部破坏的位置，判定了墓葬形制，及时进行了保护，启动了考古工作。

如果没有具备文物保护意识的村民的举报，没有富有事业心和责任意识的考古工作者的努力，海昏侯墓的珍贵文物很可能会被破坏，失去诸多历史文化信息，仅仅作为财富符号流散于市场。

海昏侯墓园相关现象的考古学研究也会因重要资料的缺失受到限制。

有人说，奥运村是个大妓院吗？

这种风气也并非没有引起一些人的厌恶。来自美国的射击选手拉卡托斯就曾在谈起自己参加过的悉尼奥运会时难掩震惊。

说真的，我当时就觉得我进了一家大妓院。

安全套的消耗量如此惊人，难道运动员们在紧张的备战和比赛之余，还真有这么多精力去滚床单？

从一些运动员的现身说法来看，答案是肯定的。

美国游泳名将罗切特就曾表示，我觉得70%到75%的选手在奥运期间都有过性行为，有时你就得做那些你该做的事情。

美国女足运动员索罗则说，在这种难得的经历中，你总会想留下点回忆，无论是性、舞会还是比赛。奥运村里一直有很多性行为发生，我曾看到有选手在露天发生关系。

英国乒乓球选手赛德更是把自己的经历写进了《泰晤士报》的专栏。

自己在巴塞罗那奥运会所经历的性事，比此前21年加起来还要多，所以每次有人问我说奥运村是不是就等于胜地，我总会告诉他太对了。

由于远离了经纪人和教练，运动员享受着难得的自由，再加上大多正值青年，所以相对封闭的奥运村就成为了性的温床。

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淫乱的景象。伦敦奥运提供的收藏安全套，套套不嫌多，安全最重要。

运动员们四处拈花惹草，完全禁止又不太现实，这样一来，尽量多提供安全措施也就成了奥运主办方不得不承担的一种责任。

巴西提供45万个安全套的举动，也是主办方为了运动员健康而做出的考虑。

里约奥运会发言人丹塔斯表示，我们鼓励安全的性行为，也希望运动员能做出榜样。他们将在抗击艾滋病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每年，巴西卫生部都会在全国发放至少6亿个安全套。巴西政府在推广安全套，预防艾滋病等性传播疾病方面都相当重视。

本次奥运会前，由于已经在美国等地发现了寨卡病毒经性行为传播的病例，为了防范该病毒的国际传播，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巴西要确保运动员和游客能获得足够的驱蚊药品和安全套。

正因为形势严峻，本次里约提供给运动员的45万个安全套中，首次出现了10万个女性安全套，也是开创了历届奥运的先河。

发放的范围也不仅限于参赛选手，奥运期间，里约市内将免费发放900万个安全套，供运动员、工作人员、观众和游客使用。

美国有前奥运选手出书，大爆奥运背后竟是一场淫乱派对，选手村内的选手竞赛后，会性欲高涨，不管床上是谁，都会大战一番，有选手坦言玩到屁股开花，堪称荒淫选手村。

不管你要那杯茶，选手村一定满足到你，因为地球上体格最好的人都在这里。

奥运不止是一展身手的良机，更是荒淫的机会，因赛后运动员需宣泄他们无穷无尽的精力，就像纯种野马一段日子没跑，脱缰就放荡了。

虽然选手村禁酒，但选手往往以水瓶偷运酒精入内，加上保安森严与外隔绝，正好让选手纵情声色。

我感到超级罪疚，感觉对不起男友，但另一选手不觉不妥，为甚么？昨夜人人都扯上关系了。

奥运主办单位也助长淫风。主办单位免费提供设计精致的安全套，令运动员急不及待试用，2000年悉尼奥运，七万个安全套在一周耗尽，选手精力可想而知。

运动员即使奥运完了，两个月后见总统重聚又再荒淫。一名前女选手承认醒来时都在别人房，身旁有个男人，已无法记起那一夜缠绵，就一身酒气见总统。

成绩、名声、金钱，每一样都足够让一个运动员走上一条歪曲的道路。淫乱的日本体坛，奥运会英雄竟然还领衔体坛性丑闻。

04年雅典和08年北京两届奥运会冠军，日本柔道名将内柴正人因强奸罪被捕，内柴正人的这一行为也引起了整个日本柔道界的震惊。

作为日本历史上仅有的6名蝉联奥运柔道金牌的选手之一的他也被视为整个日本柔道界的一大耻辱。这一行为已经成了近年来日本体坛负面影响最大的丑闻。

性丑闻在世界体坛范围内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不过在思想相对保守的亚洲范围内，性丑闻并不常见。

在日本国内，体育圈内发生的性丑闻也不在少数，性侵事件，运动员转行做AV女优，当红女排偶像被偷拍等新闻层出不穷。

奥运会上摘金的前日本著名柔道选手内柴正人诱奸少女大学生一案已经正式开庭，产经新闻还专门通过网站对庭审进行了现场快讯直播。

在庭审现场内柴正人明确表示自己并没有诱奸女弟子，双方当时是自愿发生关系的。

日本女排选手小林麻美主动转行当上色情片女优，并称厌倦排球，为了尝试新世界而跑去拍摄成人影片。

在体育圈中打拼的女星，有人因为郁郁不得志而转行拍AV，有人则在退役后进军色情业，有人因为债台高筑而不得不卖胸还钱。

小林麻美是日本女排国手大友爱在NEC红箭俱乐部的小师妹。小林妹妹虽然在排坛上的名气比不上大友爱，她不愿意一辈子默默无闻的生活在师姐的光环底下。

她想到了转行当AV女优来博人眼球，高中生时她曾获得全国季军和亚军的好成绩。凭借学生时代的出色表现，小林麻美被日本NEC红箭俱乐部相中。

问题是1米62 的小林麻美在职业俱乐部根本没有用武之地，甚至被一些球迷讽刺为童军，抑郁不得志的她决定转战AV。

小林麻美说就是已经厌倦了排球的人生，想要尝试一个全新的世界。

拉维尼亚·米洛索维奇，罗马尼亚女子体操运动员，1976年10月21日出生，她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获得了跳马和自由体操金牌。

她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女子自由操决赛获得了满分十分，这也是体操史上最后一个十分。

为了维持生计，米洛索维奇为日本杂志拍摄裸照，招来骂声一片。而中国市场上也能看到印有米洛索维奇照片的光盘。

罗马尼亚体操名将由于处境困难，在德国做妓女的新闻引起体坛关注。非常健美，在德国一家名为色情公园的妓院网页上，一名叫伊娜的妓女这样介绍自己。

这名25岁的年轻妓女曾获得2003年世界体操锦标赛银牌，并五夺欧洲金牌的罗马尼亚体操名将罗奥尼达。

陈纯甄1975年7月17日出生于台湾，原本并立志成为曲棍球国手，后来不幸手腕骨折，整只小臂都打上石膏因此失去了上场比赛的机会。

在这段期间陈纯甄就靠打桌球抒发郁闷的心情。陈纯甄在世界花式桌球联盟1999年一月所公布的世界排名曾经高达第一，一举超越过世界双料球后费雪。

在2000年中，她再次技压群芳，攀上了世界第一的宝座。她曾经是曲棍球队的队员、也曾经想过开个小酒吧为生、不过到最后，她还是选择了花式9球。

主持综艺节目，还有拍裸照。用自己的三围和裸体写真来向桌球世界发起挑战的陈纯甄是第一个。

也许不是她的本意，因为喜好赌博，陈纯甄债台高筑已经不是一天两天，虽然她真的很努力的在卖胸还钱，但是台湾黑道上还是传出了很多次要给她拍全裸照片逼债的消息。

陈纯甄累计欠下的赌债已经高达几千万元，而债主大多都是江湖中人，道上的兄弟。已经不止一次的有道上中人放出狠话，要给陈纯甄拍裸照。

波德卡波娃是捷克体操国家选手，10年体操生涯，在捷克国家体操队5年获4次冠军，2001年退役后的波娃成为阁楼杂志年度玩伴女郎。

开始还只是写真女郎，不过很快就开始向AV电影行业发展，以她体操选手的柔软度与腰力，自然是声名鹊起了。

范德勒尔在荷兰体操届影响力不小，十年前一度成为荷兰体操女队的领军人物。范德勒尔曾在两届欧锦赛上获得三银四铜，在全能比赛中差一点赢过体操女皇霍尔金娜。

2002年她更获得世锦赛自由操银牌，但在2003和2004年受伤未能参加大赛，2008年她宣布退役。

里约奥运会期间，将会为运动员提供总共多达45万个安全套。而这一数字创造了奥运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发放安全套的做法已经有28年历史了。

从1988年汉城奥运会以来，历届奥运会都沿袭了这一福利。此前的奥运会中，曾多次出现数万个安全套用完后需要补货的情况，滚床单其实才是奥利匹克的第一运动。

虽然在本届奥运会前，巴西政府的准备工作一直遭到外界的诟病，但至少在安全套问题上，他们的思维很超前。

奥运会期间，里约方面将为运动员们提供45万个安全套，这一数字瞬间秒杀了此前历届奥运会。

参加本次奥运会的运动员数量为10500人，也就是说，如果平分的话，每个人在奥运期间可以拿到约42个，17天的奥运会周期，足够满足每人每天两到三次的用量。

看到这个数字，或许不少人都会咋舌，如果考虑一下四年前伦敦奥运会的安全套消耗量，巴西人所准备的数量可能还真不算多。

2012年伦敦奥运会，官方为运动员准备了15万个安全套。然而短短五天后，日本媒体就曝出了安全套库存告急，亟待补货的消息。

在伦敦，平均每人每天的避孕套消耗量也达到了约两个。在2000年的悉尼，就曾出现过7万个安全套被一周拿光，不得不增补两万个的情况。

而在那之后的雅典奥运会，主办方为运动员准备的安全套数量也超过了10万大关。

考古也好，盗墓也罢，运动也好，淫乱也罢，无不折射出人类贪欲和兽性的本能。

话说，从早期的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到金哨陆俊的锒铛入狱，再到当下的国家花样游泳领队俞丽、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被提起公诉。

中国体坛过去30年虽然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绩，但各类腐败乱象及有关体育能人的争议一直持续不断。

在中国体育界，很多金牌项目的背后，都有一个俞丽式的人物。

一方面，他们引领着队员在国内外赛事上取得了骄人的战绩，为竞技体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各自的圈子内拥有很高的权威和话语权，因为缺乏监督，他们掌握着运动员的生杀大权，甚至操纵比赛，将各种腐败行为掩盖在金牌的光环之下。

俞丽是中央巡视组进驻国家体育总局后第一个被带走调查的官员。

2015年5月，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国马术协会副主席沈利红被带走调查；

2015年8月4日，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潘志琛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组织调查，2016年4月，检察机关以受贿罪对潘志琛立案侦查；

2015年9月，中纪委对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2016年9月1日，河南省南阳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肖天受贿一案。

据检察机关指控，肖天先后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96余万元。

生于1957年，安徽蚌埠人。原安徽省击剑队运动员，1977年考入北京体院，1981 年分配到当时的国家体委工作。历任老山自行车击剑中心击剑处处长、老山自行车击剑中心主任等职。

2005 年8 月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2016年12 月26日，河南省南阳市中级法院公开宣判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肖天受贿案，对被告人肖天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 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 万元；对肖天受贿所得财物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法院经审理查明，1997 年至2014 年，被告人肖天利用担任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竞技体育司司长、局长助理、副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敲诈勒索。

利用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行贿受贿，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赛事承办、工作安排、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本人直接或通过他人索取、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96 万余元。

2016年10月31日，中央任命北京市原市委副书记苟仲文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原局长刘鹏卸任，有分析认为，随着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换人，中国体坛或将掀开反腐大幕。

早在2009年，针对中国足球赌球、假球等种种黑幕，最高检曾指定辽宁省检察院成立专案组，在中国足坛发起了一场历时3年的“反赌打黑”专项行动，数百人被带到辽宁协助调查，57人受到法律制裁。

此次整顿效果显著，一定时期内遏制住了职业足球中的假、赌、黑。当前我国体育界的腐败，既有社会不正之风在体育领域的延伸和反映，也有我国体育职业化发展过程中自身存在的潜规则。

体育行风行纪问题由来已久，且形式多样，诸如近年来的假球、黑哨、赌球、兴奋剂、运动员参赛选拔黑幕、选手年龄造假、操纵干预比赛、明星运动员商业代言纠纷等事件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让你上，拿金牌；不让你上，你无名。体育领域的违纪违法问题不但腐蚀了一大批官员，而且从国家层面已经极大地妨碍了中国体育改革和体育事业的发展。

2014年7月28日，中央第十一巡视组进驻国家体育总局进行巡视。此轮巡视后，以俞丽为开端，总局多位官员接连被查处，多地的一些裁判员、教练员被带走协助调查，诸多体育潜规则逐一浮出水面。

巡视组向体育总局反馈巡视意见很多，首当其冲的，还是运动员、裁判员的选拔选派不规范、不公开、不透明的问题。

田思源分析说，中国竞技体育经过多年的发展，在一些王牌的优势项目上，出现了让你上，拿金牌；不让你上，你无名的诱惑。

在水平一般的项目上，因为垄断、不透明的选拔机制，存在不花钱就难入选的潜规则。

像俞丽利用职权左右队员进国家队已不是个案。据《体坛周报》报道，当时和俞丽一起被中纪委带走的，还有国家举重队的一位王牌教练，这位教练牵扯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国举重队的一桩丑闻。

中国举重队一直是奥运会的金牌大户，但在伦敦奥运会女子53公斤级举重比赛中，名不见经传的湖北选手周俊三次抓举全部失败，创造了中国举重队在奥运会历史上的最差战绩。

而在周俊之前的13名举重选手，一共获得12金1银。国内比周俊成绩好的选手不乏人选，周俊何以会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

在周俊抓举失败后，很多媒体将核心指向了中国体育深层次的问题——选拔机制、省市平衡、利益照顾等多方面。在北京奥运会，中国女举派出的4人全部夺得金牌。

因女举的强大，只要入选女子举重国家队，能为国出战就意味着基本能获得金牌，国内的选拔竞争极其激烈。

在这种地方利益争夺纠葛下，因为湖北体育局认为周俊训练比其他运动员好，坚持保送周俊参赛，国家举重队高层为照顾湖北这个奥运名额，结果出现了意外状况。

周俊交白卷被视为不透明的选拔机制结出的恶果。在竞技体育中虽然实力是第一位的，但在不少绝对优势的项目上，派谁去都能拿奖牌。

国家队运动员的选拔就成为一个利益攸关的问题，由此更容易引发一些私下的权钱交易。

即便是中国足球这样一个丢人项目，也是腐败到了极致，每一届国家队队员的大名单都充满了是非争议，连中纪委网站都曾刊文批评中国足球的管理乱象。

13岁进入国家青年队、1996年夺得全国青少年锦标赛冠军的乒乓球选手唐娜，因在国家队中无缘参加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最终改变国籍、远赴韩国打球，后在韩国乒乓球锦标赛上10战全胜，名列女单第一。

在中国，我永远没有机会。中国乒乓球协会并不是通过选拔赛，而是提前指定有潜质的选手进行集中培育。

代表韩国队参加国际比赛后，唐娜炮轰中国国家队选拔制度不公，表示现在韩国是我的祖国，希望能够在奥运会上夺得第一名，引起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

在体育总局内部，各个项目中心的选拔机制和规定都不一样，有的项目是主教练给出国家队名单，有的项目是中心主管领导说了算，选拔过程不透明，选出的结果也不公示，非常混乱。

国外的竞技体育完全是运动员凭借自己的实力说话，比如举行职业联赛或由第三方组织的公开选拔比赛，不管平时成绩怎样，如果在选拔比赛中没有进入决赛或取得一个好名次，那么就不能参加奥运会。

中央巡视组也曾点名指出运动员、裁判员选拔选派不公开、不透明，寻租现象较为严重的问题。要求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以体育总局上述规定为遵循制定各项目实施细则。

根据项目特点进一步细化各项目国家队运动员、教练员和全国体育竞赛裁判员选拔选派与监督工作的操作措施、程序及违规处罚措施，并经体育总局审核后公布实施。

关键是选拔的过程要公开透明，结果要公示，并接受社会监督。操纵比赛，被圈内人士认为是体坛腐败的第二大恶疾。

近年来，在一些项目好成绩光环的掩盖下，少数体育官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权力，成为重要比赛结果的操纵者。

在第十二届全运会上，为了照顾东道主辽宁队的金牌任务，国家花游队前掌门俞丽先后收受了辽宁游泳中心主任20万元的贿赂，结果导致花游项目出现重大打分纠纷。

当时，四川队的蒋文文/蒋婷婷组合得分意外低于东道主选手吴怡文/黄雪辰组合，赛后，蒋文文/蒋婷婷召开新闻发布会哭诉金牌内定，宣称赛前就有人放话，辽宁组合一定会得到金牌。

这场风波中，很多证据指向俞丽，认为其有操控比赛的重大嫌疑。

无独有偶，十运会上，因与中国跳水队的某领导交恶，跳水名将田亮被打压。比赛前，在裁判休息室里，一位体育界高层要求无论田亮跳得有多好，最多只能给8.5分。

比赛中，在田亮一次完美入水后，除了一位裁判按标准给出9.5的高分以外，其他裁判果然只给出8.5分，这位给高分的裁判最终失去了最佳裁判评选的资格，因得罪领导不久后便辞职。

后来，圈内一赫赫有名的跳水国际级裁判林某对媒体透露，跳水裁判近乎傀儡状态，上面想让谁得金牌，就会授意裁判多打分，压其他对手的分数。

只要上面暗示了，想整人很容易，比赛都是有很多替补裁判的，你不听话，不用你就行了，很多人在那儿等着。

类似于跳水、花游、体操等主观打分项目，由于缺乏统一计量的客观标准，裁判主观判断性较强，而一些项目内部人士又有极大的影响力，这就为暗箱操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中国足球总是被当成反面典型，要论操纵比赛的腐败程度，无疑是中超足球联赛最为严重，贿赂高官，买通裁判，甚至买通对手打假球、打黑球，是一些足球俱乐部的惯用手段。

谢亚龙、南勇、杨一民三位中国足协前主主席，就是因操纵足球比赛收受贿赂而被捕入狱；著名金哨裁判陆俊，在刑拘后交代自2011年全运会足球比赛就开始和足协官员勾结吹假球。

还有的省份，为了多拿金牌，私底下搞利益勾兑。在某年冬运会的男子速滑赛场上，来自两队的四名选手按照次序比赛进行了一圈又一圈， 却丝毫不见短道速滑应有的冲刺与追赶等刺激场面，现场观众直呼太假。

这一冬运会男子速滑赛场上的“奇景”被业内人士解读为“金牌内定”。因为这场比赛内幕复杂，按照比赛规则，领先选手夺冠有利于两队的利益。

很多比赛被人为操纵的痕迹明显，不但违背体育道德，更是在挑战观众的智商，但社会大众对此又无可奈何。

有必要建立专门的体育行风监督队伍，而这支监督队伍必须脱离体育主管部门的控制，完全引入社会监督，这样才能让比赛干干净净。

目前中国体育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体制障碍，那就是赛事审批。大到运动会、锦标赛的举办，小到民间的一个商业赛事，都需要体育主管部门的审批。

每有赛事，体育主管部门都会收取不菲的审批管理费用，却不提供实质性的服务，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权力寻租。

连企业举办一个三人篮球赛，都需要篮协审批，这是很荒唐的，在国外也是不可想象的。在国际上，奥运会、NBA等赛事都是非政府机构举办，体育赛事完全靠市场化运作，根本没有官方审批一说。

多年来，体育总局及各地体育主管部门在赛事管理上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链条”，赛事审批权已经成为牟取部门灰色利益的工具。

对于赛事审批，篮球明星、全国政协委员姚明曾在“全国两会”上提案建议“取消赛事审批”。

在姚明看来，赛事审批费的收取和使用成为外界无法监控的灰色地带， 管理费往往由各个运动项目的管理中心收取，标准也千差万别，这其中有可能滋生腐败。

而体育管理部门以行政之手干扰了本来可以由市场来调配的资源配置，客观上形成垄断，抑制了部分市场主体的办赛热情和良性竞争，严重阻碍了社会力量办体育的热情，造成人为设立办赛“门槛”的事实。

姚明认为，在当下发展阶段，体育赛事审批并没有存在的必然理由。

姚明的这一建议被当年政府工作报告采纳，但业内人士认为，各级体育部门已实行赛事审批多年，想要从内部改革，拿掉这块“利益蛋糕”，肯定困难重重。

直到中央巡视组点出“赛事审批不规范、不透明，凸显部门利益”等问题，体育总局才被迫整改表态。

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除全国运动会、全国冬季运动会、全国青年运动会等全国综合性运动会以及涉及国家安全、政治、军事、外交等事项的少数特殊类型体育赛事之外，其他赛事一律不需审批。

一些商业赛事的经营也很混乱，比如中国足球一系列腐败丑闻中，足协官员在赞助商洽谈过程中存在利益输送的“猫腻”也一直不绝于耳，体育赛事的经营成了部分官员“中饱私囊”的“利器”。

要防止赛事审批和经营过程中的腐败，就必须从改革体制入手，加大体育部门简政放权的力度，权力一旦下放给市场，体育官员便不再有寻租的空间。

无论是赛事审批和经营中的“猫腻”，还是运动员、教练员的选拔中出现的乱象，或是比赛中的各种弄虚作假，归根结底的根本原因在于现行的体育管理体制导致权力过于集中。

在现有体制下，体育总局下面的各项目中心不仅是行政机构，还有事业单位，还兼有社团，一些中心还经营着企业，可以说是一个四不像体制。

这种集行政、事业、社团、企业四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力，从制定行业的法规条文到选拔运动员、教练，从审批体育赛事到举办体育活动，从判定赛事纠纷到体育奖金的发放，迅猛发展的竞技体育给各项目中心带来了潜在的可观效益。

四不像体制下的各项目中心，凭借行政机构和社团的多种身份，不断强化自身在行政权力和经济利益两方面的控制，这正是滋生体坛腐败的温床。

在国家层面，体育总局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总局下设很多个协会，其中，奥运项目的协会有篮球、田径、乒乓、摔跤、网球、体操、击剑、射击、排球数十家。

非奥运项目的协会有飞镖、壁球、电竞、航空运动、钓鱼、武术、龙狮、摩托、台球、龙舟、门球、信鸽、桥牌等数十家。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受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管辖的各个单项体育协会都是社会团体，而非政府机构。有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章程中，明确禁止各国单项协会在运作中受行政干预。

中国的体育管理体制有自身的特殊性，从计划经济时代起，为了发展国家体育事业，各项目协会直接隶属体育行政机构，合署办公、 集中行使职权，发展到今天出现了“政企一家、管办不分”的局面。

类似于中国足球，其推行职业化发展已经二十年了，市场运作一直实行商业化，而管理却又是行政体制。

这种由行政管理主导市场化运作的“双轨制”，使得足球联赛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官商勾结”“假球黑哨”等丑闻，有评论认为，泱泱大国之所以足球水平老上不去，就是这种体育体制的“先天性缺陷”。

管办不分的另一个体制弊端，是导致体育官员兼职现象严重。为官商勾结、钱权交易提供了空间和机会。落马的体育大佬肖天，除了体育总局副局长的身份，他还兼着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国际击剑联合会终身荣誉委员、中国击剑协会主席、

中国滑冰协会主席、中国马术协会主席、中国体育战略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会长、国际篮联副主席等数职。

如果是一个体育经纪人、赛事主办者在体育商业活动中获利，无可厚非；但如果由一个兼职的体育行政官员来做这些事，其获取酬劳的行为肯定是违纪违法的。

只有通过改革体制、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才能最终解决问题。针对体育腐败，中央巡视组组长张化为亦提出过建议。

推进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新的突破，认真解决行政、事业、社团、企业不分问题，实现政事、政社、政企分离，管办分离，规范干部在协会、企业大量兼职等问题。

除了体制上的原因，要杜绝体坛腐败，田思源认为，从体育总局到地方体育局，要扭转“金牌至上”的错误政绩观。

我国当前竞技体育的运行模式和考核体系是以金牌为导向的。金牌的多少，与地方体育官员的升迁、运动员的前途、教练员的奖金等利益链条直接挂钩，这种金牌至上的政绩观已严重扭曲了顽强拼搏、追求卓越的体育精神。

中央巡视组曾指出：面对金牌带来的政治荣誉、经济利益，少数领导干部出现了完全错误的政绩观。片面追求运动成绩、金牌数量，疏于对运动员、教练员的教育、引导和严格管理，甚至给予错误的政策导向。

导致少数运动员、教练员在赛场上为取得好成绩不择手段，公然违背体育精神和体育道德，甚至铤而走险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全运会历来是各体育局角力的主战场，奖牌背后关系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体育局价值数亿的利益大盘。

每到全运会前夕，一些省份尤其是东道主，便开始下达金牌任务，从省体育局到各项目中心再到教练、运动员，一层一层往下压。

伴随金牌而来的政治荣誉和经济利益，令一些地方体育部门往往不择手段，进而赛场上衍生出各种黑幕奇闻和不正之风。

体育界有一种腐败，唯独体育界有，别的领域没有，就是竞赛。竞赛中的腐败不是个人行为，往往是集体行为、组织行为、政府行为。

虽然体育精神讲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但这一切都是在公平、公正、阳光的前提下进行。

在赛场上，金牌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国的体育水平，但公平正义更代表着国家的体育形象，为了追求金牌而产生体坛腐败，不但与体育的原始精神价值背道而驰，也是在抹黑中国的体育形象。

国家体育总局就中央巡视组提出的问题，公布了一系列整改措施。

最受舆论关注的，就是今后在全运会等全国综合性运动会不公布金牌、奖牌榜，对此，舆论褒贬不一，有评论认为不公布金牌榜无法根治金牌至上的顽疾，属于换汤不换药。

民众反感的不是金牌榜，而是为获得金牌产生的种种腐败行为，关键是要扭转以金牌为导向的体育考核体系和发展模式，只有建立科学、全面的体育发展评价体系，金牌至上的观念才能消除。

防止和遏制体坛腐败，法治建设至关重要，我国体育法治现状目前存在四化短板，立法迟延化、执法利益化、监督形式化和司法边缘化，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体坛腐败防范与治理体系是一项迫切任务。

现有体育法律体系尚不能有效遏制体育腐败的蔓延，依法治体的局面还远未形成。

立法机关应及时修改《体育法》，制定《职业体育条例》《体育竞赛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等法律规范，以明确职业体育违纪、违法的法律责任，完善职业体育管理体制。

当前的体坛腐败，主要是竞技领域的腐败，因而有必要从利益导向、利益分配、利益惩罚等方面构建竞技体育反腐约束机制。

要着力解决在运动员选拔、裁判打分、赛事审批等环节发生的问题，要在体育事业去行政化上多下功夫，从全民体育、群众体育等多角度建立体育发展的科学评价指标。

话说，过往的岁月中，考古曾经是英雄的事业，也曾是寂寞的事业。大多数的考古工作者，很难有辉煌的人生经历。

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对他们而言，具有难以想象的吸引力。这种情感，可以造就很多奇迹，然而在某些时候，却会特别的造成遗憾。比如对皇陵的挖掘。

中国有着悠久的大一统历史，历来具有厚葬的传统。埋藏于地下的财富，一向都是传奇的好材料。

同样悠久的盗墓一直都很兴盛，很多时候，都是有组织的国家行为，或者是军阀集团行为。

秦始皇陵建好没几年，项羽就派三十万大军去挖坟，东西搬了一个月，末了还放了一把火，地面建筑烧得精光，后来一个放羊的又不小心让羊进了盗洞，这下好，去找羊的时候，连底下也烧了一遍。

汉朝的皇陵，在东汉末期基本就被盗掘一空，曹操就曾经下令盗墓以充军资。

五代烽烟，朝不知夕，军阀林立，更多的古墓遭了秧。晚唐离乱，皇陵都招了劫。每逢乱世，前朝的死人，就保不住自己的尸体。

元代以后，乱世的时间间隔，不再那么长。但是皇陵的运气，仍不大好。

元代以蒙古、色目人为高等民族，藏传佛教地位很高，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喇嘛担任江南地区的宗教总管，无恶不作，瞄上了宋代皇陵。

蒙古人在江南很受了些挫折，对这个喇嘛的所为，遂不管不问，听任他把宋陵挖了个遍。

唯有元朝的皇帝聪明，死后都不建巨垒高坟，秘密的埋在某处，然后用骑兵踏平，用另一拨军队，干掉这拨知情的。没有人知道他们埋在哪。

朱元璋出身草莽，性情虽然暴戾，但是还有些纯朴的农民气息，不去挖别人的祖坟。明朝对前人的古墓，大都保护得比较好。

只有万历皇帝这个糊涂，自己三十年不上朝，把国家搞得摇摇欲坠，努尔哈赤屡屡犯境，他一点办法没有。

却想起努尔哈赤建朝后金，必定乃金人之后，金代帝陵，原在房山，一向保护得不错，他就打起了人家祖坟的主意，要断人家龙脉，于是派明军去掘坟烧墓，大火几日不灭。

不料龙脉未断，后来清军还入了关，实施报复，也烧了十三陵，总算清朝皇帝为了笼络汉人的心，还没有把明陵都挖开，康熙乾隆，还装模做样的对明陵进行了修葺。

但是他们自己的命运却不咋的，民国后，慈禧尸骨未寒，孙殿英就挖了这老佛爷的坟，顺带着把乾隆的也干掉了。

总而言之，解放以后，留给我们还算完整的皇陵，并没有几个了。怎么样对待它们，这是一个问题。

定陵的发掘，始于1956年，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上书周总理，要求发掘明陵。

吴晗是有名的明史专家，每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个人物，他写的 《海瑞罢官》，最终成为文革的导火索，他自己也成了文革的祭旗牺牲。

解放以前，他试图去挽留他的老师胡适留在大陆，不欢而散。胡适对他的评价是，可惜，走错了路。

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认为吴晗原可以做一个一流的学者，不幸却从了政，终于被当作了枪杆子使。吴晗有一种学者的热情，他在清华的青年时代，就想去发掘明陵。

这是每一个考古学家的梦想。然而当时的考古学泰斗夏鼐，却竭力反对在此时发掘明陵。为什么？

因为他清醒的知道，当时的技术水平和政治走向，都不适宜去发掘一座大的明陵。挖开容易，保护却很难。

他没有办法劝阻得了，新中国要在各个方面证明自己的能力，考古也是其中之一。轰轰烈烈的定陵考古发掘开始了。

一切还尚算顺利，两年时间，很多考古学家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奋斗精神，找到了地宫隧道，打开了金刚墙，进了玄宫大门，瞅见了万历的棺惇和无数珍宝。

然而令人遗憾的事情发生了，那些稀世珍宝，比如独一无二的明代皇家织锦，没有条件去脱水保存，木俑也没有条件存放在超低温的冷冻室里。

更大的伤害是，反右运动开始了，这些考古学家，大部分都被下放。

已经打开的皇陵，就那样放了半年，大多数的布料和木料，在地宫里经历几百年 的恒温恒湿条件，艳丽如初，现在就处在自然条件下，迅速干枯腐败，都糟践了。

定陵博物馆甚至让外行来掌权，把万历皇帝的金丝楠木棺材都给扔到野外，最后让农民劈了当家具。

尔后又是文革，革命小将扫荡定陵，取出万历和他两个皇后的尸骨，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这是世界考古史上都没有出现过的怪事。定陵考古，自打开地宫那一日起，三十年都没有出一份发掘报告。

一个香港的学者，这样来信催问，你们这些不肖子孙，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和祖宗留下的基业，将会毁于你们之手。怪谁？

不能怪那些考古学家，他们的悲惨经历，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考古学家未曾经受的。

只能怪那些当权者，他们为了某种虚荣和业绩，不顾考古学自身的规律以及现实条件，没有条件也要霸王硬上弓，从而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劫难。

他们，应该钉在耻辱柱上。比如吴晗。原来一直把他看作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读过很多书后，才理解了胡适的那句话，他的确走错了路。

当他把学者的热情与政治的热情结合在一起以后，理想就悄悄变色了。尽管他自己最后沦为了牺牲品，然而，确实在定陵考古这件事上，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一个不正确的时间，他促成了一个悲剧的诞生。

如果说他不曾料到政治风云的转变，对于定陵，他还只是一个过失，那么，在1965年，他已经亲眼目睹了定陵的一些劫难，还仍然要求周恩来总理批准他发掘其它明陵，这就明知而故犯了。

这就是可耻。幸运的是，周恩来以这样一句话回答了他，我对死人不感兴趣。

总理的眼光，无疑比他更远大，这句话里面，我听到了谴责的意味。

自从定陵考古以后，各地纷纷要求发掘当地的陵墓，都被夏鼐和周总理否决了。这是考古学的大幸。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还有很多的不幸。那些重大的考古成就背后，都有令后人切齿的遗憾。比如随州的曾候乙墓，出土的编钟和青铜器具，都是国宝。

君子在世，当有为而有所不为。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当年随墓葬出土的，除了青铜器具，还有无数根粗壮的战国木料，它们在事后，就露天的堆在那里，听凭它腐烂。

什么是考古？

考古不是盗墓，只要金银玉器字画，哪管它里面的墓葬结构和其它不值钱的东西。

这些不起眼的东西具有更重要的研究价值，又比如马王堆汉墓，要是晚上几十年发 掘，则我们今天所收获的东西，绝非三十年前可以相比。

余秋雨被人批得很臭了，但是他有一句话我很赞同，有这一句话，余秋雨在文坛上，就具有一个高高的位置。他说，敦煌的藏经洞，被斯坦因用手段搜刮了，这不是一件坏事。

是的，这的确不是坏事，至少，我们现在还可以在大英博物馆恒温的仓库里，找到那些珍品。

可是，那些没有被弄走的，它们今天在哪里呢？

有些人宁愿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结果饿得前胸贴后背，到了最后，资本主义给他一泡屎，他也当是宝塔蛋糕。这不是犯贱嘛？

宋庆龄参观了定陵，博物馆的人对她说，这是中国人民的遗产。宋女士回答他，这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文化遗产，它更属于全人类。

别那么随便对待我们的文化遗产，条件不合适的时候，少做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事情，免得为后人耻笑怒骂。

考古盗墓运动淫乱到底都是弄啥子，活着的人瞎折腾还不过瘾，就连死了的人也无法子安生。